2020 年奧斯卡金像獎公布入圍名單，其中獲得最佳紀錄片提名的 5 部電影裡，共有 2 部敘利亞議題的作品，而且，主角都聚焦於戰地中的女性——
它們分別是《洞穴裡的醫生》(The Cave) 與《親愛的莎瑪》(For Sama)；前者以一名戰區女醫生的故事帶出人道救援與性別議題，後者則以女性個人視角紀錄一名記者在戰區經歷追夢、戀愛、結婚生子的心路歷程。
其實，自 2018 年起，每年都有敘利亞導演的作品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依序是《阿勒坡最後的男人》(Last men in Aleppo)、《恐怖份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今年更是一次入圍 2 部。
《阿勒頗最後的男人》導演，續導《洞穴裡的醫生》二度入圍奧斯卡
《阿勒頗最後的男人》(Last men in Aleppo) 應該是最多台灣人熟悉的敘利亞紀錄片，這部作品不只接連在台灣影展、戲院、電視台、線上網站播映，也發行了中文版 DVD。2018 年，它以「首部入圍奧斯卡的敘利亞電影」之姿入圍了該年最佳紀錄片，也讓導演費拉斯・法亞德 (Feras Fayyad) 成為第一位入圍奧斯卡的敘利亞人。
費拉斯出生於 1984 年，在敘利亞拍攝第一部短片後就被監禁，獲釋後移居丹麥哥本哈根。在丹麥，他完成了《阿勒頗最後的男人》，描述民間志工搜救隊「白盔」(White Helmet) 成員在阿勒頗圍城期間經歷的故事。2019 年，他又完成了《洞穴裡的醫生》——不同於《阿勒頗最後的男人》以男性視角出發的宏大革命理想敘事，《洞穴裡的醫生》聚焦於另一個被圍城的地區東古塔 (East Ghouta)，主角則是一位女性醫院經理亞曼尼・包爾 (Amani Ballor)。
《洞穴裡的醫生》片頭：「上帝真的看見了這一切嗎？更重要的是，有人看見嗎？」(photo by IMDB)
東古塔位於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郊區，長期受到圍城與轟炸，2018 年甚至發生化武攻擊。《洞穴裡的醫生》從 2012 年拍攝至 2018 年，紀錄了多達 1000 小時的素材，而片中採用的故事主要發生在 2016 年至 2018 年，以亞曼尼服務的地下室醫院為中心開展。
為了拍攝《洞穴裡的醫生》，身在丹麥的導演費拉斯與醫院裡的三位攝影師穆罕默德 (Muhammed Khair Al Shami)、阿瑪 (Ammar Sulaiman)、穆罕默德 (Mohammad Eyad) 密切聯繫，以上傳雲端或偷偷運送影像離境的方式保存畫面。
戰區女醫生，同時面對現實與性別的戰爭
這間地下室醫院受當地人暱稱為「洞穴」，裡面有迷宮般四佈的隧道與病房，以躲避頻繁的戰事。「洞穴」在戰區靠著奇蹟般的日常小生意維持運作，所有醫護人員都是自願留下，他們只有兩個簡單的目標：「生存」與「服務」。
亞曼尼是一名兒科醫生，雖然年輕，出色的行政能力卻讓她獲得全院同事推選為醫院經理，管理整座「洞穴」——然而，就像所有女性在職場上或多或少都會碰到的，她遇過病人對她說：「如果是男經理會做得更好」、「你應該待在家裡煮飯」，父母則希望她「待在家裡才安全」；但同時，也有一名老醫生鼓勵她堅持下去。
除了艱難，《洞穴裡的醫生》也保留了許多微小的溫暖時光。在簡陋的手術室，一名外科醫師一邊開刀，一邊堅持聽著手機播放的古典音樂，亞曼尼則在這裡迎接了 30 歲的生日派對，充滿驚喜、笑聲、爆米花。她在這裡工作了 5 年，直到 2018 年，醫院終告關閉。
現今，亞曼尼以難民身份落腳於土耳其，但是，重新以「醫生」的身份工作，對她來說並不容易。「除了外在環境的限制，過去在『洞穴』的經歷，其實也為我帶來了心理創傷。」然而，提及拍攝《洞穴裡的醫生》的意義，她說：「在我們的社會，許多女人都很堅強，但她們常常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因為大家總是告訴她們『你做不到』。我希望這部電影能鼓勵她們，勇於嘗試想達到的任何目標。」
《親愛的莎瑪》，以女性生活觀點描繪戰區光景
和《洞穴裡的醫生》同樣以女性為主角、同樣拍攝 5 年，並一起入圍 2020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親愛的莎瑪》，則呈現了另一種光景。2019 年金馬影展，《親愛的莎瑪》首度登台，場場皆現抽泣聲，甚至讓許多閱片無數的資深紀錄片工作者也激動落淚、一致好評，並即將於 3 月 6 日在台灣院線上映。
導演瓦德・阿卡提布 (Waad al-Kateab) 出生於 1991 年，當她還在念大學時，就已拿起攝影機記錄跟著革命浪潮而起的校園抗爭。她在阿勒頗土生土長，內戰爆發後，選擇留在家鄉當一名公民記者，為國內外媒體提供新聞片段，之後經歷無數轟炸、政府軍圍城，與同樣留守阿勒頗的醫生相愛、成家，並生下女兒莎瑪。因此，片中除了艱難局勢，更多的是親密記錄的生活點滴。
「在醫院找了一間空房間舉辦婚禮。」
「我不只是他的愛人，還是能讓他在絕望的手術室忍住眼淚的支柱。」
「原來在充滿生離死別的戰區發現自己懷孕，喜悅依舊會大過擔憂，還會湧出一絲希望。」
「生產時，和所有受困的居民一樣，被推進那間簡陋的手術房，躺在送走比接獲生命多的手術台上。」
「聽著窗外已成日常的轟隆砲聲，一邊顧著在床上睡覺的莎瑪，一邊在電腦前工作。」
「空襲時抱著莎瑪跑向地下室。」
隨著莎瑪日漸成長，瓦德內心的掙扎也日漸增加：「或許妳一出生背負的原罪，就是媽媽是記者，爸爸是醫生。」坐困愁城時，她的信念開始動搖：「當初，我應該聽父母的話離開。」有時，甚至在心裡偷偷後悔遇見最仰慕的另一半：「希望我從來沒有與你相遇。」2016 年，他們全家撤離阿勒頗，以難民身份獲得英國庇護；同年 12 月，敘利亞政府宣布收復阿勒頗。直到最後，瓦德仍然懷抱著疑問：「親愛的莎瑪，妳會責怪爸媽當初留在阿勒頗嗎？還是妳會責怪爸媽終究離開了阿勒頗？」
《親愛的莎瑪》導演瓦德：「我並沒有特別喜歡拍攝。我拍攝，是因為我和我身邊的人，可能下個月就會消失。如果沒有這些紀錄，我們就彷彿從未存在。」(photo by 海鵬影業)
展現女性難民的韌性與能動性
不同於《阿勒頗最後的男人》與《洞穴裡的醫生》注重於理想的偉大敘事、《敘利亞愛情故事》(A Syrian Love Story) 一對革命伴侶從同心合意到分道揚鑣的冷靜哀傷，《親愛的莎瑪》被評為一部罕見以女性與母親視角紀錄阿勒頗戰事的作品，並展現生活中易於同理的柔軟細節，特別觸動同為女性或為人父母的觀眾。瓦德在變幻無常的戰區依舊照常經歷了多數女性的人生起伏——追夢、戀愛、結婚、生子，她是一個女兒、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更核心的是，她是一個懷抱理想的女性，在艱難環境與多重身份裡，試著實踐自己的追求，從而經歷一切堅韌與軟弱、失望與希望。
2019 年，瓦德與另一名英國導演愛德華・瓦茲 (Edward Watts) 將長年的紀錄影像製成《親愛的莎瑪》，接連獲得坎城影展最佳紀錄片獎等 30 座國際大獎。她的先生漢札 (Hamza al-Kateab) 在受訪時說：「我的妻子一直被視為『和我一起工作』，但她能走到現在，實是出於自己的理想與抱負。許多人觀影後告訴我們：『看完後，我發現你們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她為我們的家人、夥伴、許多無法發聲的陌生人帶來了力量。」
《親愛的莎瑪》瓦德一家人出席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而她身上的禮服以阿拉伯文繡著：「我們敢於夢想，我們從不後悔追求尊嚴。」(photo by《親愛的莎瑪》instagram)
無論是《親愛的莎瑪》或《洞穴裡的醫生》，我想，它們最打動人的地方，不只是成功地以微觀見宏觀、在絕望中傳遞希望，更在於呈現女性難民的韌性、能動性與立體面貌，以及訴說著讓我們再三自問該將自己的幸運用於何處的故事。
—本文原刊登於「女人迷」(Womany)，2020—